韩琦看了几眼，记在心里，对面的内容有些茫然。在徐平改秦州军制的争论，韩琦虽然态度模糊，没有公开表达意见，实际心里是反对的。以同年的交情，他支持徐平公开书了。在韩琦的认识里，军队应该严阶级，重军法，令出如山。至于在实践这些要求实际根本不可能做到，他是体会不到的，做不到令出如山说明阶级法还不够严厉，军法还不够酷烈。对于武人，无非一个赏字用钱，一个惩字用杀。世间谁不爱钱？世间又有哪一个不怕死？这两点做到了，何愁军不治？

这是这个年代读书人的通病。五代武人当政，用人为吏，现在人当家作主了，事情便反过来，有意地回避吏事，专心做官。做官怎么做？以大道佐君王，只要认准了心那条大道，规劝帝王按王者之道行事，便万事大吉。至于政事的细枝末节，由小官小吏去处理是了，高高在的大臣们怎么能在面花精力呢。

现在正是一个转折点，以王曾和吕夷简为代表的一代大臣还精于吏事，后面跟来的，除了一个徐平，下一代已经开始以清谈词臣为主了。徐平带的那一批能做实事的官员还处于底层，没有进入决策的心，宋庠、韩琦这些人才是主流。

严阶级、重军法，对军队重赏重罚，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理论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家身。实际漫长的历史长河，已经用事实说明这样做是非常不靠谱的，哪怕是始皇帝统一六国的时候，他的军也不是如此的严酷，主将善抚士卒是必修课。

有压迫必然有反抗，压迫越重反抗越大，人不是猛兽，带兵不是训兽，而哪怕是训兽也不能全靠鞭子。这个道理简单明白，但是有非常多的人不信邪。在底层挣扎的时候怨天尤人，怨的是天不让自己高高在，尤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无能不给自己一个好出身，这种人千百年来不乏其人。他们一旦发达，不用登高位，只要有了一点地位，便把他们曾经痛恨的手段兴高采烈地十倍百倍地施加到别人身。重赏最好只赏自己，下面的人扔一根骨头应该感戴德了。重罚最好是罚别人，把手下的人抽筋剥皮都好，只要自己不少一根汗毛。你想把世间事用最简的办法解决，天会把毁灭这个最简单的结果给你，天地间的事是如此公平，由不得你耍弄自己的那一点小聪明。

越是战场征伐，杀人如草芥，越是要常存仁恕之心。你如果嫌麻烦把这一点仁恕之心扔掉，用最简的办法解决问题，那天地便只好让你毁灭。

这是徐平的辨证法，这个年代的庸之道，凡事扣其两端，而得其。这个不是和稀泥，而是要得到正确的做事的办法，徐平所求出来的，便是以仁为核心的明之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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